我們確實擔心失業(yè)問題，但通過支持一個本來已經資不抵債和產能過剩非常嚴重的企業(yè)繼續(xù)運行，來保證一部分人的就業(yè)，和直接用資金保障這部分人的生活，哪一個效率更高？答案顯而易見。我們整個國家的財政能力，要化解不良資產問題也是有可能的。
假如說我們把主要的經濟學家們召集在一起，讓他們預測未來五年中國GDP 增長可能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區(qū)間，非常有意思的是，樂觀的經濟學家和悲觀的經濟學家給出來的數字將非常貼近，基本上都在6%-7% 之間。
唯一能夠把增長速度穩(wěn)住的就是創(chuàng)新和產業(yè)升級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方案形成至今，改革落實的速度慢于經濟學家們的預期，中國需要更強的頂層協調來推進改革。
在創(chuàng)新產業(yè)的培育中，政府應當將產業(yè)政策集中在教育、科研、知識產權保護、金融體系改革等基礎性的方面，而非直接支持某一產業(yè)，凡是政府明確支持的一個產業(yè)，這個產業(yè)就會很快發(fā)展，但產能過剩也會更快速地形成。
供給側政策與需求側政策是長期與短期的關系
供給側政策與需求側政策，我不認為存在誰勝出的問題，這兩方面都很重要。其實大多數需求側的政策，主要是宏觀政策、短期政策，它其實更多的是平衡經濟。而供給側改革，更多地考慮如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、可持續(xù)的生產率的提高和技術進步，所以它可能是一個更長期性的政策。
在發(fā)生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時候，討論供給側的政策是沒有意義的，那時需要的就是反周期、穩(wěn)定宏觀經濟的政策；但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，我們考慮的是中國經濟還能不能持續(xù)增長五年、十年甚至更長時間，這時候考慮供給方面的政策是有意義的。
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從解決我國目前生產當中存在的低效率、資源配置不當、技術進步比較緩慢、企業(yè)創(chuàng)新能力不足等問題的角度來說，是比較有針對性的。
短期宏觀經濟政策適度放寬松有可能
有經濟學家認為，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，意味著此前“通過增加投資刺激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”的思路有所轉變，因此貨幣政策會相對收縮。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。
首先，現在貨幣政策并沒有特別寬松，目前實行的一直是穩(wěn)健的貨幣政策。其次，這兩個問題并不在同一個維度上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用于解決短期穩(wěn)定的問題，比如經濟下行壓力過大，將貨幣和財政政策用于經濟的短期托底、穩(wěn)增長；而供給側的政策，通常用于解決中長期增長的可持續(xù)性問題。
不過，在重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情況下，將貨幣政策、財政政策刺激暫緩，這的確是一種可能性；而同時存在的另一種可能性是需要推進供給側改革。
比如，一些產業(yè)需要重組，意味著短期內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可能會進一步加大，因為需要人為關停部分企業(yè)，那么原來有的就業(yè)和生產，現在都沒有了。當然，這些生產和就業(yè)本身都是無效的。但即便如此，把它們人為關停，經濟活動就變得更少。此時，為了配合改革，以及實現保持經濟平穩(wěn)過渡，將短期宏觀經濟政策適度放寬松一些，也是有可能的。
兩年前的改革方案（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）出來后，IMF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）曾經做過一個測算，發(fā)現如果所有的政策都能完全實施的話，對于長期經濟增長是有益的——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可以提高兩個百分點。
但它同時發(fā)現，在短期內，這個改革會讓經濟增長下降0.3個百分點。即調整和重組在短期內，是會讓經濟活動有損失的。因此，經濟結構改革，包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一般是改革政策（例如關?！敖┦瑖蟆钡龋┡c宏觀政策之間的協調，它是多層次、多維度的，而不是簡單的一個方面。
“僵尸國企”退出的障礙并非無法化解
改革確實比較復雜。例如要讓僵尸國企不生存，從理論上來說很容易，但如果真要把一個大國企關掉，它會有什么樣的后果，執(zhí)行的時候肯定會比較謹慎一些。第二個原因可能是，頂層設計方案做好了，但它最終實施的時候還是通過各個部門去落實，而各個部門的考慮和動力不太一樣，所以有時候不同的部門，政策推進差距很大。現在的有利之處是，有了頂層設計，那就可以進一步加強實施和落實方面的協調，共同推進。
就國企改革而言，如果是“僵尸國企”要被關閉、被兼并或被重組，政府擔心的無非是幾方面的問題：第一，如果工人失業(yè)，會不會有社會問題；第二，會不會有很多不良資產——銀行的不良貸款過多會導致問題；第三，一些地區(qū)的經濟增長可能會受到影響。
這三個問題，有可能導致改革推進變得非常困難。但反過來看，不推進的后果是什么？例如我們確實擔心失業(yè)問題，但通過支持一個本來已經資不抵債和產能過剩非常嚴重的企業(yè)繼續(xù)運行，來保證一部分人的就業(yè)，和直接用資金保障這部分人的生活，哪一個效率更高？答案顯而易見。
并且，目前我國有一定的社保體系，與過去什么都沒有的改革環(huán)境已大不相同。同時，與過去勞動密集型國企很多的情形不同，目前的很多大國企盡管規(guī)模很大，但是其實都是資本密集型的，因此就業(yè)的問題其實是能夠被化解的。
不良資產的問題也同樣可以化解。其實，通過給“僵尸企業(yè)”提供更多的融資，讓它們的不良資產不爆發(fā)，這更加危險。如果現在不處理，不良資產問題會變得越來越嚴重，這非常重要。我們已經見到很多企業(yè)，在2008 年或2009 年本來要破產了，結果在2009 年的刺激政策中全都被救活，但最近又要破產了。唯一的區(qū)別是，現在的負債已經比那個時候龐大很多。
從目前來看，以我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，或者說我們整個國家的財政能力，要化解不良資產問題是有可能的。比如，過去通過資產管理公司，將一部分不良資產先放在一個單獨的平臺上，慢慢化解。
第三個問題就是影響GDP增長：關閉國企使當地的經濟暫時不活躍了。這正是長痛和短痛的問題。所以從一定意義上來說，它確實考驗頂層的決斷力。如果我是市長，估計我也不愿意關停。但如果不化解，以后的問題會更大。
因此，頂層設計在一定意義上來說，其實意味著頂層的協調和頂層的實施，大家一起來推動這件事進行。
有競爭力的產業(yè)形成后經濟增長才會企穩(wěn)
所有的改革政策，兩年前都已經告訴我們了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非常完整，而且中心思想非常明確，即市場機制要在市場配置當中發(fā)揮決定性作用?，F在的問題就是能不能落實。
因此，經濟增長短期的觸底回升是有可能的，但那些觸底回升都不可持續(xù)。什么時候經濟增長能夠真正見底、平穩(wěn)住，甚至有所回升，取決于我國有沒有形成新的、有競爭力的企業(yè)，而這就需要經濟結構性改革，或者說目前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它對經濟穩(wěn)定和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續(xù)增長有積極的作用。
但是我想說的是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對經濟增長發(fā)揮顯著作用，將有很明顯的時間滯后，不會今天采取措施，明天增長就回升。
過去，中國經濟很大一部分問題是宏觀經濟問題，即經濟上下波動，并進行配套的金融改革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過去有競爭力的產業(yè)都不行了。無論是宏觀政策還是增長潛力，核心問題是下一輪中國經濟靠什么產業(yè)支撐，如果這個產業(yè)都想不出來，我們討論的宏觀政策、增長潛力，這些展望全部都是空的，因為最終GDP 是靠企業(yè)、靠一塊錢一塊錢做出來的。
這也可以看成是一個特殊的問題，即中等收入陷阱。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問題，就是以前有競爭力的產業(yè)都不行了，下一個階段有競爭力的產業(yè)還在形成，有的我們現在還沒看到。它其實有很大的不確定性，因此產業(yè)升級真的非常關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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